张祖群：大遗址的新型发展观 从遗产原真性保护向文化产业转型

　　大遗址的新型发展观：从遗产原真性保护向文化产业转型

　　张祖群（博士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导）

　　一、遗产地如何铭刻时代痕迹？

　　2012年我有幸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遗产地铭刻时代痕迹与旅游发展研究（项目批准号：12CJY088）”，我们认为：“原真性”中国化进程中发生演进、变异，东西方之间判别是否应该在遗产上铭刻时代痕迹的标准不一。考虑中国独有的遗产国情，在原真性前提下分析遗产地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悖论；适度商业化途径可实现遗产地文化繁荣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两年多过去了，我所在团队搜集相关资料，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准确把握文化遗产研究新动态、新方法、新理论。以北京、杭州、西安、荆州古城等（古都旧城区、郊县）等为地域，根据区域差异与路径依赖不同，以典型文化遗产等为载体（分别为北京的南锣鼓巷北锣鼓巷、北京胡同、北京京剧、北京利玛窦墓地遗产点、西安大唐芙蓉园、杭州雷峰塔等30多个遗产点）进行“田野工作参与观察-民族志”实例调研。结合对不同利益主体进行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辅之以对教育专家环境教育专家、文物保护专家、旅游专家、历史地理专家等访谈咨询，查找典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不协调、商业化原因，解读原真性，寻求适度商业化途径。截止到目前为止，课题组合计发表21篇文章，其中南大版cssci期刊8篇，海外中文期刊一篇；本课题资助之下，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11次，发表主题演讲11次，获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省文化厅、北京社科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奖励多次。目前课题组正在全面总结结题报告，争取高质量结题。

　　“原真性”中国化进程中发生演进、变异，东西方之间判别是否应该在遗产上铭刻时代痕迹的标准不一。考虑中国独有的遗产国情，我所在课题组在原真性前提下分析遗产地保护与旅游发展的悖论，“申遗”中出现建设性破坏、保护性破坏现象，诸多遗产点拆旧建新，不尊重历史原真性，大量进行人造“工程”，以为是对历史遗迹贡献，其实是铭刻历史“伤痕”。

　　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如下：

　　（1）适用类型研究。脱胎于西方文物保护的“原真性”注重石质遗产。研究中国（或者东方）土木结构物质遗产案例在是否维修、是否重建，如何维修、如何重建，维修、重建哪个时代，采取什么工艺材质等方面与西方主流话语发生的冲突。我们重点研究了《北京文件——关于东亚地区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良渚论坛倡导的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理念、《大遗址保护洛阳宣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等如何推动遗产“原真性”中国化。

　　（2）遗产对比研究。课题组从记忆的文化空间、文化空间阐释与演化、旅游产品与营销、休闲与文化产业等视角进行文化遗产对比研究。课题组总结了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国家遗址公园模式，退耕还林模式，集团运作模式，城市公园模式，民营建设模式等，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3）《西安宣言》行动研究。①研究遗产本体、遗产环境的二分为遗产修复、旅游活动区域限制、遗产与历史环境、现实环境的协调统一等。②在遗产本体上是否宜进行无根据的刻画和铭刻时代痕迹。特别是遗产本体受到自然与人为威胁，研究如何动用技术手段来维护、保护、修复甚至重建，研究如何依据有确凿根据的历史记录、同样的材质工艺，进行可视化、可恢复复原。③研究在遗产环境上，是否宜进行人类创意性、有根据时代铭刻。特别是要注重遗产本体和遗产环境互换。④遗产虚拟真实与文本体验。在博物馆陈列空间中，研究舞台的文化真实体现，思想与物质通过若干“交错”如何结合。研究以时间顺序为脉络，以展示文物、实物为主配合说明牌，图版，表格等来增加遗产可读性。寻求虚拟真实与文本体验，研究陈列艺术者如何将公众环境，审美的需求及相关历史背景等因素协调统一。

　　二、在中国语境下，遗产地维修（重建）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真性”？

　　结合课题组探讨的一些案例，我们认为应该坚持以下三条基本原则：①搜集、整理文化遗产有关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历史地图、存档烫样、口述史料等作为复原历史的文本依据。②尊重历史，复原必须在原有遗址范围之内，因此可能涉及遗址区居民全部搬迁到预留用地，需要配合区域经济（城市）建设与规划（国家重大工程选址除外）。这是一个不容易把握的伪命题。例如，陕西省周至隋朝塔仙游寺法王塔因为黑河水库兴建而异地重建，从河谷搬到山麓，官方、学术界和民间一致许可。为三峡工程让路的三大文保工程中，石宝寨实行围堰保护，白鹤梁在水底实行玻璃罩保护，张飞庙拆除后搬迁到山腰原样重建，这迥异的三者竟然成为三个文保“标本”，都得到一致赞声。如果回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保护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的初衷，当初全世界的力量关注阿斯旺水坝兴建后即将沉入水底的埃及菲莱神庙，于是测绘、编号、拆除、移位后，抬高在山麓重建了另外一个新的神庙，取名“飞来神庙”，其实它就是原来的那座。③重建时必须尽量使用传统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方法。文化遗产考古清理所得原建筑材料，经选择后应当尽量用上。使之达到“整旧如旧”和“新旧并存”的效果。

　　三、如何实现文物大遗址保护的转型？

　　在中国国情下，要实现文物大遗址从包袱向财富（文化产业）的转型。笔者在这里借鉴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观点：文化遗产是城市建设的资本而不是包袱，应将文化遗产科学合理地纳入城市规划中，使其作为一种资源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城市的历史，城市文化反映城市的文化积淀和文化内涵，也昭示着城市的文化创造。文化遗产保护也要创新，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成为推动城市持续发展的力量（单霁翔，2007、2013）。文物大遗址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早已融入城市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旅游产业的兴起和繁荣，文物大遗址可以通过旅游活动，展示遗址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和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同时还能带动当地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增加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给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大遗址保护不应该成为城市发展的包袱，实现从纯粹依靠地方政府补贴和资助苟延残喘，向主动地为城市创造财富的转型，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不仅可以缓解保护经费不足的问题，反过来又可以进一步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使城市的建设更加美好。

　　在此结合一个具体案例，阐述一下大遗址的（文化产业）转型比较成功的例子。大唐芙蓉园（Tang Paradise）位于古都西安大雁塔之侧，建于原唐代芙蓉园遗址所在地。大雁塔—大唐芙蓉园景区在2011年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大雁塔也是2014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成功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遗产点。官方文件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全方位展示盛唐风貌的大型皇家园林式文化主题公园”。它是在著名的唐代曲江皇家园林——芙蓉园基础上于近年来修建的。规划设计者在66.5hm2的土地上（其中水面19.77hm2，建筑面积87120m2）继承了中轴对称、主从有序、层次分明的文化传统，设置了中轴区、西翼区、东翼区和环湖区四大景区，这些景区则分别承载了不同的功能。

　　作为一种大遗址的（文化产业）转型的典型案例，大唐芙蓉园作为仿古主题公园区别于直接的文化遗址本身，为了满足游客多样化的旅游需求，大唐芙蓉园需要体现西安民族历史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帝王文化、历史与宗教文化、诗歌文化等主要文化元素。因为他们才是主题公园构建的真正基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离开它们进行漫无目的的改建，会失去民族历史文化的根基，最后受到仿造“假古董”的质疑。将死态遗产变成活态遗产，激活民族历史文化元素，这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旅游界研究的共识和热点。文化遗产具有实存和虚存两种形态，都需要对其进行保护，并在适当的时机中发挥其展示功能和游客体验、文化传播功能。将民族历史文化元素的实存形态与虚存形态均转化为复存形态是彰显其现代价值的基础。不进行民族历史文化元素的活化，遗产就会成为文化层覆盖之下的“死去”的文本，得不到文化认同和有效传播。作为彰显西安的民族历史文化元素最为成功的遗产案例，大唐芙蓉园这一仿古主题公园将人们带进回味历史、感受文化、体验生活的文化时空中，在根植于历史的基础上，活化历史，成功彰显了其文化生命力和现代价值。